医生，这是我卖的最后一头牛

十多年前，组里收治过一位患胃癌的老太太。她住在漳州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丘陵地带，路不太好走，儿子没上高中就到广东打工去了，一直没回来，也没太多联系。她平素就和老伴伺候几亩薄地，勉强度日。

她是怎么发现胃癌，我不得而知。就记得他们是经医院进修的医生介绍后特地赶来厦门医治。起初好像老太太不肯来，觉得病似乎没那么严重，能吃饭、能下地，并不碍事。医院的医生拿着病理报告单好生劝了一番，说动了老头儿，才顺带着把老太太拽来。

主任固定周一专家门诊，那会儿号已经不好挂，没提前几天或找个熟人帮忙，想直接看病还是很难。可这些老两口并不懂，他们凌晨从村里搭别人运菜的小面包车到了县城，又在长途车站等了辆大客车才到厦门。医院倒不太远，可他们是第一次来，没少费工夫。等他们背着小棉被、兜着脸盆赶到门诊部时已是上午快十点。号是别指望有了，导诊护士看他们一脸疲惫，便将他们安排在背风的一侧，看看主任能不能帮忙加个号。

毕竟有病在身，老太太有些支持不住，锁着眉头，不说话，一动不动地听着报号器喊着XX号患者进去检查的声音。老头儿也没吱声，把编织袋往墙边推了推，挪出一个道儿，让其他病人家属好通过。这一等就是三个多小时，好不容易主任把大几十个病人都完了，刚刚打开门，老头儿蹭地一下迎上去了，对着主任憨憨地笑了下，又指了指那头歪在角落里的老太太，说老婆子只会闽南话，不会听也不会说普通话，一切由他代劳，接医院的胃镜报告单递给主任，就算汇报完病情了。“胃窦溃疡型胃癌！”，胃镜下边界僵硬的巨大火山口溃疡加上病理报告已经可以完全确诊，主任二话不说，折回办公室直接开出住院单，让老两口去住院处交上押金后马上办手续。

当着他们的面，主任给我打了个电话，“咱们还有空床吗？”“没了，今天已经收了八个，已经满了。”“别组能先借下吗？”“也满了…”“这样啊，待会儿上去一个胃癌的病人，有点重，不能拖了，想办法安排一下。”

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只能让工友帮忙从库房里把钢丝折叠床先搬出来，在护理站边上的走道里临时铺上床单当个加床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也几乎成了那时常规的唯一的办法，以至于有一回一个美国专家过来参观时，面对乌央乌央的病人和家属，异常震惊地问我们，“医院吗？！”

等他们办完入院到病房时已是下午两点多，我在赶着新入院的几份病历，一抬头，他们已经站在我面前。“张医生，我们来了。”，老头儿咧嘴一笑，有些尴尬地指着直接倒在钢丝床上的老伴说，“她就是那脾气，别见怪，有什么问题问我就行。”

医院里的规矩，但凡收入院，问病史、查体必须是向患者本人采集。我拍了拍老太太的肩膀，开始采集资料。老太太说几句就比划一下，老头儿跟着再补充两句。加上之前的检查报告，七拼八凑，基本够把一份完整病历写好了。末了，我有些歉意地对老头儿说，“只要房间里一有空床，我马上把你们调进去。”老头儿听完又笑了，“能马上住进来，我们就要感谢土地公、感谢菩萨啦，不好意思老麻烦你们。”

“哪里，不麻烦的。这是我们条件限制，让你们受累了。”轮到我有些不好意思了，这和医院确实有些不太相称，“看得出，你们经济也不是太好，所以这里住院期间的发票一定要留好，出院回去后可以找医保报销一部分。”“什么医保？我们没有啊。哦，好像有个农村保健，但不知道怎么去做。”“没事，你搞不定还有你儿子嘛，让他有空从广东回来帮帮你们。”我随口又补了一句，这回老头儿愣了下，赶紧挤出了点笑容，没再多说什么。

直觉当场告诉我，这对老夫妇没有像城里人有医保，也不知道怎么去申请农保，能用得上的可能就是住院押金里的几千块钱。而我们能做的，是在不违反诊疗常规的前提下尽可能替他们省下每一分钱。话虽这么说，我们心里也清楚，这么做病人只能得到最基本的服务，而且得承担很大风险。如同进了家餐馆，没办法点菜了，就要了两碗米饭，填饱肚子能行，但吃起来肯定不太舒服。

后面的事情进展的还算顺利，进来两三天后就安排手术。术前老头儿照例笑嘻嘻地拉着老太太在术前同意书上摁了指印。主任亲自上台，手术很成功，淋巴结清扫也很干净。我们等老太太一醒，清理了下呼吸道，就赶紧从麻醉复苏室里转回普通病房，亲自守在边上盯着，能省一点是一点。因为他们的账户上已经没剩多少钱了，而后面还要补液、营养支持、防感染、化疗等等，加上一些复查项目，一个都少不了，哪儿哪儿都花钱。

医院有规定，患者欠款由主管医生负责，如果没有结清就私自离开，则直接从医生当月工资里扣，如果不够扣，就拿整个科室的工资奖金开刀。医生不但得负责治好病，而且还要当好“催债鬼”。我特别能理解有些同行被逼得没办法，只好对病人说，“再不交钱，就只好停药了”。这是万般无奈的下策，医生也有老小，要再扣掉大半月工资，谁都吃不消。

这次遇上这老两口，我也纠结，口袋里的催缴通知单放几天，还是不敢拿出来面对每次经过就会起身对我微笑的老头儿。但没办法，也只好实话实说，告诉了老头儿后续大概还要做的哪些治疗，让他把缺口再想想办法补上。老头儿还是笑，“张医生，我还以为是手术有什么问题了呢？别担心，我们肯定不欠钱。”

果然，过了两天，钱又补齐了。我们把老头儿叫到办公室来询问对后续化疗有什么想法，要么用比较便宜但副作用大的方案，要么用一些进口的二线药物，价格高但疗效确定。老头儿想了想，没马上回答我，而是出去打了会儿电话，等他再进来时，笑眯眯地对我说，“张医生，就用便宜的吧，我们农村人，身体好，没事的。”

怎么可能没事呢？老太太对5-氟尿嘧啶反应强烈，连吐带发烧，差点把伤口崩裂了。坐在远处的医生办公室里都能听到她干呕的声音。因为请不起护工帮忙，老头儿一个人从早到晚照顾着老太太，竟然也安全过关了。好几次想当面对他们说抱歉，我们不是没有办法完全控制那些症状，而是如果真要那么做，药费肯定要严重超标，迫不得已，只好用些普通的药缓解症状、折衷为之。老头儿倒一直没有意见，好几次特开心地告诉我，他发现床是电动的，可以仰起来，就是有些软，不如家里的硬板床舒服。

后来老太太的几次化疗是每个月做一次，一次比一次辛苦。这就好比喝酒，头一两杯不上头，越喝越晕，到后来彻底散黄了。所以每次化疗，最好是能配合辅助一些药物，则可以把症状控制在常人能接受的范围里。对老两口来说，这也就是理论上成立，因为他们每次就带了两千块来住院，刨去检查和基础药物的钱外，没剩多少给两个人日常三餐。要知道，医院一台阑尾炎连手术带抗炎治疗，怎么也得三千块。好在老天有眼，每次看老太太来住院时精神都比前次好，人开始胖了起来，肿瘤标志物一直保持正常，说明整体手术及化疗效果还是很确定。这可能是对我们医生最大的安慰和鼓励吧。

记得第六次化疗结束时，老头儿跑到我面前又问了遍，“确定是最后一次化疗了吗？以后不用再继续啦？”“是啊，一般情况良好，恢复得不错，以后定期复查就行。”“太好了！太好了！张医生，帮我谢谢主任啊！你们是救命恩人啊！我有五头牛，每次看病都差不多要卖掉一头。这次来厦门，我把最后那头也卖了，还好是最后一次了。不然我上哪儿再去抓头牛来卖啊。”说完，老头儿兴高采烈地搀着老伴去护理站感谢护士们了。

是啊，上哪儿再去抓头牛来卖呢？想为你们省钱，就让你们多受了那么多罪，我很纠结，可不知道怎么才能更好地帮你们啊，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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