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一盏温暖的灯肖成年

一盏温暖的灯

文

肖成年

我开始怀疑大脑的可靠性，时间的河水把一些事物冲刷得模模糊糊，许多细节变得游移不定。之前，母亲总是笑盈盈地站在我的眼前，不知从哪天开始，她的笑容变得像镜头中那些无法聚焦的景象，即使强按下快门，也无法对准焦距。

感觉中，母亲一直是笑着的，笑容像黑夜里的一盏灯笼，在我的眼前时隐时现。

1

暑假很快过去了，我们的心还在田地里野，还惦记着蚂蚱、蜻蜓、蝎虎子。天好蓝，鸟的鸣叫清脆而婉转，窗外的世界无拘无束。从教室窗口望出去，太阳正挂在大殿的檐角，像一枚钟，仿佛轻轻一敲，会发出金属的轰鸣。鸽子的翅膀，正掠过大殿高挑的檐角，飞向云端。

学校建在一座用土筑就的庄子里，庄墙宽可走马车，内有一座年代久远的大殿，殿里供奉着彩塑神像，墙壁上绘着一些飞来飞去的人和兽。不知从什么时候，那堵庄墙开始被人们用镢头一点一点地往下弄土，弄了土垫牲口圈，或者掺进煤面子中抹成煤块烧。庄墙越来越低，但还是高过了我们的视野和童心。

母亲背过身去，一笔一画地写板书。野了一个假期的伙伴们开始做小动作，你捣我一下，我拍他一下。母亲偶尔回过头看一眼，笑笑，转过身继续写板书。

同学们不怕她，一点也不，就像我不怕她一样。一个假期过去了，同学们的嘴像是秋天的豆夹，管也管不住，话像成熟的豆粒一个劲儿地往外蹦。“孙老师”、“孙老师”，他们争先恐后地叫着、嚷着，要把积攒了满肚子的奇闻乐事一口气地倒给老师。母亲耐心地听着，嘴角抿着笑。有同学抢不上话，急了，喊出“妈妈！”我也急了，“是我妈妈，不是你妈妈。”同学们一阵哄笑，“是你的妈妈，咋不给你一个人教。”回家的路上，一脸委屈的我问母亲，为啥要教他们？母亲看着认真的我，笑得弓下了身子。

我怀念这样笑的还很年轻的母亲，仔细地回想她的样子。她的眉梢、眼角、脸庞以及满头的黑发，村庄、田野、小路；母亲牵着我的手，身后尾随着一只黄狗，夕阳的余辉……这一切晕染组合成一幅色彩沉着的画，永久地挂在我记忆的墙上。这样的母亲是幸福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在以后的许多年里只想着这样笑着的还很年轻的母亲呢。

小时候，很多比我大的孩子手里都有一个纸夹子，用来夹书，很好用，我也很想有，所以看到了，不管是谁的便拿回了家。回家找截棉线穿进夹子眼，高高兴兴地拎在手中。母亲看见，沉下脸，问我夹子哪来的。我支吾其词，说拾到的。她顺手拿起一根树条，不由分说，劈头就打，边打边喊：你再给我拾一个，再拾一个来，咋那么好的事让你碰上？一下子变得凶巴巴的母亲吓得我哇哇大叫，纸夹子物归原主，我对母亲的回忆也有了极力想忽略的东西。多年之后，母亲说起打我的那次，笑呵呵地说，小孩子不打，不知道啥叫拾啥叫偷。

母亲的心很大，大到不只是装着她的孩子们。有次，我和一个伙伴闹别扭，厮打过程中，竟发现他穿着我的裤子。我丢下伙伴去问母亲。母亲直截了当地说，是我给的，你有裤子穿，他没有。我感到委屈，觉得母亲不是我一个人的母亲，也是别人的母亲！。

母亲的学生里边，有一个女生，心里有事就会找母亲说。那女生的座位空着的日子，母亲就会去那个女生的家。那个女生的座位一直空着，母亲就会一直去那个女生的家。终于有一天，那个女生离开家，母亲再去那个女生家，身后再也带不来那个女生了。母亲多少知道了一些那个女生的事，当然，传说有很多个版本，一说那女生被家里人嫁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男方是一个城里人；再一说，是那女生去城里的饭馆当服务员，挣钱贴补家用。

好长一段时间，母亲脸上少了笑容。

2

记忆里，母亲留着两个辫子，虽不粗，但也匀称。后来，她的辫梢越来越细，就索性剪成短发。剪了短发的母亲，开始了一种新的职业——村卫生所的一名赤脚医生。之前，村子里妇女生小孩，大都在炕上放几锨炕洞里烧过的草木灰，条件好点的会买几刀粗陋的麻纸，接生婆用一把剪刀剪断脐带，或者将一把铲子烧红，将脐带轧断了事。碰到难产，只能生死由命。

母亲有文化，被选去学接生。后来，乡人有个头疼脑热的，也来找母亲，小病小灾的，母亲都能应付得了。母亲积累了一些土方偏方，尤以幼儿方面的居多，十里八村的乡亲常常慕名而来。人们还是习惯叫母亲孙老师，而不是孙大夫。叫啥母亲都不在意，日日都是一张和气的笑脸。

村里人生孩子，是在家里，卫生所就巴掌大的地方，也无法容留生产。谁家的媳妇要生了，便早早地告诉母亲，母亲会定时去产妇家，听听，看看，问问，再细细地叮嘱一些事。真到生时，母亲背起药箱，风也似的往产妇家跑。边跑边安慰急得火烧火燎的产妇家人，人家慌，她是绝不能慌的。

民间的接生，凭的全是经验和耐心。说是要生了，可能一等就是小半天，不管黑天白天，母亲常常是戴着落日去，披着朝阳回。每次开门，看见的都是满脸倦容的母亲。

乡下，重男轻女的思想比较重，不管前面生了几个女孩，不生男孩不会停止。谁家都巴望着有个男孩，一旦又是女孩，产妇受气不说，连带着接生的医生跟着吃脸色。这时候，说服工作是必不可少的。遇上粗鲁人，不管三七二十一，摔门踢凳子，撒够了气才算了事。遇见不懂事的，仿佛是接生接的，分明是男娃，接出来的变成女娃了。母亲又不好讲理，闲气只能闷在心里。

在当时，生了孩子的人家，会在门外挂个用芨芨草编成的小筐，上面缝一小块红布，警示内有幼儿和生了孩子的女人。男人看了，不进屋，嫌生了孩子的女人脏，怕惹上晦气。我们兄妹三人，也避着母亲。母亲每接生过一个孩子，十天内不准做饭，即便是做了，我们也不吃。生了孩子的家里，大多会用方盘端上名为“擦手”的毛巾送给母亲，一条毛巾，就代表一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母亲将各式各样的毛巾缝在一起做护被子，那被子像万国旗似的，仿佛母亲也将一万个孩子接到了这个光明的人世间。

田黄一晌。秋天，人们心急火燎，要把生长了半年的庄稼早早收进粮仓里。我家也不例外。但是，母亲随时都会扔下自家的活，不是出去诊病就是去接生孩子，家里外面，脚不停歇地跑。多数病人会聚来家里打针，我们一旦感冒，就抱怨母亲，是病人传染的。

母亲虚弱地笑笑，娃，谁让妈妈会这个，要不然他们也不会来找的。

3

母亲的身体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变坏的，或者，日子多上一天，母亲的身体就会变坏一天。母亲和我们，也就是她的孩子们，各自的人生仿佛朝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走着，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母亲会和我走得越来越远。

母亲身体开始疼，到底哪疼，她也说不清楚，我们更说不清楚。粗心的我们，开玩笑地对她说，以后不说哪儿疼，就说哪儿不疼。敏感的母亲以后就很少再说疼了，她不说，我们就以为她不疼了。

我偶尔回家，隐约地听说她到乡镇卫生院看病，乡卫生院的医生也诊断不清是阑尾炎还是胃炎，糊涂着开点消炎药就算了事。母亲说，她没事，人的命大着呢，哪能说病就病，小病小灾的，不怕。但是母亲身体里的疼痛并没有减少，一直潜伏着，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巨兽，终于在我新婚的前一天，越出笼子。

从老家赶来的父母亲，被安排在朋友的宿舍中，他们是来参加我的婚礼的。母亲到来的当天晚上，身体就有了发病的征兆。朋友急急地告知我，我赶到时，母亲脸上挂着笑也挂着汗珠。面对不安的我，她轻描淡写地说，没事，没事，快去忙吧。我将镇痛药、消炎药递给母亲，嘱咐她吃了，又去忙自己的事。

后来我知道，母亲那一晚，几乎被疼痛撕碎，原本隐藏起来的疼痛在那一晚无法遏制地爆发，大剂量的镇痛药吃进去，才算勉强维持着参加完我的婚礼。回家后不久，母亲又一次晕倒在刚刚收割过的麦地里。大夫们仍然诊断不出所以然，有的说是阑尾发炎，有的说是附件炎，直到有一天，一位妇产科大夫吃惊地说，你的肚子里有拳头大小的疙瘩！医院，仍无法辨清是囊肿还是实质性病变，那个潜伏了多日的疼痛在保守治疗还是手术治疗的犹豫不决中疯长，等到十多天后疼得无法忍受才迟迟将它取出，可为时已晚。

母亲被人从手术室里推出来，麻药的作用还没有散去，看起来很平静，眉心舒展，除了脸色比较苍白之外，仿佛好人一样。我们一直守候着她，盼着她快点醒过来。终于醒了的母亲，仿佛从另一个世界回来。她的目光从我们的脸上一个一个滑过去，最后落在我怀中的女儿脸上。“快把孩子的鼻涕擦了！”这是母亲手术后说出的第一句话。

手术之后，母亲身上的疼痛丝毫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癌变让母亲的肚子里长满了再也无法清除的毒瘤。每天靠镇痛剂维持着存活的母亲，只有在睡着的时候才能现出少有的安详。每天大剂量的化疗药物，杀死母亲体内癌细胞的同时，也把母亲变得虚弱不堪。

我不敢仔细端详病中的母亲。病痛的折磨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不管怎么样，我都想母亲活着，多活一小时是一小时，多活一小时我就有一小时是个有妈的孩子。我，父亲，母亲的所有亲人都在为母亲能好好的活着努力着，到处托人买很难买到的镇痛药。母亲也坚持着，无论多痛都坚持着，直到她痛得说不出话来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紧紧抓着母亲的手应该放开了。我意识到，早早地离开，对母亲是最好的解脱。

4

我最早戴过的一只手表是电子表，那是在县城上学时母亲买给我的。记得是个周末，我刚刚入睡，隐约听母亲和父亲商量一件事，要不要买。睡意朦胧中，听他们说一块电子表要20块钱，是一个人从外地带来的。20块钱，当时对我家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父母亲虽有些犹豫，但母亲还是坚持从那个人手里买了这块表，这块使我拥有了精准时间刻度的表，一直陪伴我好多年。

在县城读书，两周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回一次家。在学校的吃食，以家中带去的烙饼或者蒸好的馍为主。村子里不通班车，只能求人代。每到捎吃食的日子，母亲便早早地候在路边。捎东西的乡亲对我说，你母亲真不容易，大冬天的，围个不挡风不挡寒的头巾，眉毛和头发上全是霜。

参加高考的那年，我把印有我名字的一本杂志拿给母亲，那上面虽只有我二十几行文字，母亲却是看了又看。我掏出几颗糖，放在母亲手里。这是用稿费换来的，分给同学们时给母亲留下了几颗。母亲口里含着糖，脸上带着笑，不停地问我：真是你写的吗？真是你写的吗。

那时高考还要预选，只有一部分人有机会参加高考。预选完毕，高考的日子就到了，恰在这时我患痢疾。不知母亲如何知道了消息，宰了一只鸡煮好，赶往十五里外的镇子坐车到县城来看我，而我正从县城赶往家中，我们在路上交错而过。母亲一宿未眠，次日又坐第一趟班车赶回家中。母亲几乎是滴米未进，煮好的鸡，一口未动。她抚着我头的瞬间，我心里酸酸的。我别过头去，硬是从嗓眼里把那股哽咽憋了下去。母亲已经哭了，我不能哭，我已经是大小伙子了。

乡邻听说母亲病了，医院探望。母亲出院回家后，家里几乎成了全村人聚会的地方，包括一些知道消息的外村人。乡邻们人前都是笑脸，人后个个长吁短叹。多年轻啊，为什么要生没法医治的病。没有答案，就像上天再也不能给我一个健康的母亲一样。

回家之后医院时气色好，母亲喜欢搬个小凳子在院子里晒太阳。那天早晨，天气晴好，太阳照在我们为母亲临时搭在院子的床铺上，母亲精神也比前些日子好了许多。从街门涌进四五个人，进门就说：“孙老师，你不记得我了吗，我就是那年那个被你救了的人啊！”母亲无力地笑笑，问：“你们家里人都还好?”河西走廊的太阳，无遮无拦，光线强得让人睁不开眼睛，母亲失血的脸孔在金色的阳光底下，竟显出几丝妩媚的气息。

5

阳光隐去，溶入黑夜的怀抱。一个电话，证明了一切恐惧都成为不可改变的现实。

九月底的老家清晨，寒霜闪闪。灵前摆着一张小方桌，小方桌上摆着寿桃、各式供养，还有干果，一只头没有割下来的羊蒸腾着热气，一只冠首有点发黑的鸡，一盏盛满了胡麻油的长明灯，一个堆满了冥纸灰烬的瓦盆……凄婉的丧乐，烈性的白酒，苍白的微笑，绝望的眼泪……这一切，都和躺下的母亲有关，这一切又似乎与她无关。

母亲温暖的笑容被定格在灵前。那张有着笑容的照片是母亲第一次手术后路过照相馆时照的。或许，那时她真不知道自己的病情，或许，她早已为这一天做了精心的准备。身为医生的母亲，对自己的病情应该再清楚不过。

不足三岁的女儿吟，尚不明白生与死是怎么回事，对着灵前的照片直喊：“奶奶！奶奶！”吟拉着我的手，非要把她奶奶叫醒，嚷嚷着奶奶睡了这么长时间，怎么还不醒？天上的云低垂着，阴冷而潮湿，泅湿了母亲的笑容。

院落里的那些农具，在唢呐乐器吹打的凄怆声和来来往往的人群中，静静地倚墙而立。那些农具，似乎还保留着母亲的体温：那把曾经陪母亲在瓦房城水库劳作的铁锨，已经磨得失去了锋芒；经年不用的那架勒勒车瘫伏在地，轮胎瘪了，辕条龟裂，生命的内容已被抽离……

送别母亲的时刻到了，村里人都出来送母亲最后一程。门口，呼拉拉地涌来本村的一群小学生，有大有小，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为母亲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那些孩子里，有不少是通过母亲的手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孩子们以最虔诚的心向他们妈妈样的老师做最深情的告别。

母亲走了，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她没有走远。或许，她正在微微地笑着，在高空凝视着我们。从那时开始，我常有一种感觉，母亲手提一盏灯笼，正在漆黑的山岗上或者密林中，寻找回来的路。

《新边塞》是纯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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