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毁灭，他的内心灵魂如此对话

“癌症患者治疗和康复的失败往往不单单是疾病的结果，击败我们的往往就是我们自己。尤其是在病情不好的时候，我们更应该保持一份冷静，也许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坏。同样，在病情好转的时候，也应该保留一份平和，更加平静积极地面对每一天的吃喝拉撒睡，只有这样，事情才能够真的如想象的那么好。”这段话出自一位曾经的癌症患者口中，可以想见他面对可能的毁灭，有过怎样的挣扎和思索，海量君就请你花上点时间，细细品读他内心灵魂的实景对话。当我们面对痛和苦，甚至死亡，怎么办？希望这篇文章对你我都有所启发。

一病难释怀

消炎药成为我随身背包中的必备物，从年国庆节一直到年清明节的前夕，足足六个月。

在这六个月之中，无论是在外地出差，还是在办公室，亦或是在家中，在公园里，说不定哪天因腹部不适，就会借用消炎药来缓解隐隐的痛。效果是明显的，服用消炎药后的一两天症状几乎消失为零。在消炎药的作用下，一次次的隐痛被镇压下去，掩盖起来，也使得我的恶性肿瘤继续生存并发展了半年时间。

年9月15日，强烈的腹部疼痛把我从睡眠中“拉”了起来，这种剧烈的痛感是我有生以来最大的身体疼痛，叫人忍受不了。即使对我这样一个身体素质一向觉得不错的中年男人来说，也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

“深呼吸，保持放松，突然的疼痛感说明不了什么。”我这样安慰并调整着自己。

事实上，我忽视了一个重要线索，我的腹部不适已经有几天了，只是没有引起我足够重视而已。这是后来我回想病情时才注意到的。

疼痛感略有缓解，但很快又发作起来。

额头慢慢渗出了汗。

迅速地利用手机在互联网中搜寻。

右下腹部疼痛，伴随着间断的肠鸣。

疼痛感逐渐向腹部中间部位移动，痛感时重时轻。

人体腹部结构图、阑尾炎的症状、……，移动互联网瞬间就能带来巨大的信息量，我似乎为自己的高效率感到满足。

阑尾炎，坚定的答案浮现出来。我一定是患上了阑尾炎。

这是我通过互联网的查询、比照而给自己做的判断。也因此，我异常冷静，疼痛也有很多缓解，也就没有惊扰因照顾女儿分屋而睡的爱人若凡。

一大早，若凡陪我一起来到了靠近医院。

门诊楼大厅靠近入口处的医导员拦住了我们。

“挂哪个科的号？”

“我可能得了阑尾炎。”

“什么症状？”

“这里疼（我指着上腹部），疼痛是从右下侧逐渐转移过来的。”

“这不像是阑尾炎。”

就在这一问一答中，我们匆匆离开了医导员那里。

医导员不足二十岁的年龄，语言中充满了疑虑。医院医院有些反感的我，自然对她的话充耳不闻。我时常批评自己的这种自负，对当时没能给予那位医导员足够的耐心和尊敬深感歉疚和不安。

医生简单问了情况，我描述的似乎更简单。

“我应该是得了阑尾炎。”我又自作主张地表明了自己的判断。

中年女医生给我做了“压痛感”、“反跳痛”检查。右下腹部有无压痛感、有无反跳痛是临床检查是否患阑尾炎的手段之一。显然，我的“压痛感”和“反跳痛”是明显的。

“医院做手术吗？”中年女医生平静的说。面无表情甚至都不愿意多看我一眼。

我犹豫了。

在这个用仪器检测结果为诊断依据的年代，未经任何B超、验血等最简单检查就确定了我的“阑尾炎”。并且昨天还活蹦乱跳的我马上就要做手术，一下子来的太突然。

虽然自己断定是得了阑尾炎，但一经医生确认，突然有一种侥幸的想法冒了出来：会不会明天就会好了？瞬间又产生了另一种想法：这样就手术是不是太草率了？

这些想法的瞬间出现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我对中年女医生的不信任，不管她的医术如何，只凭她的态度就无法让我相信她。虽然我们不能强求每位医生对病人的态度都能做到和善，因为很多医生在半天出诊时间里就要接待几十甚至上百位病人，不论是对精力、体力还是状态都是很大的考验，但在我的理解中，至少要对我给予必要的病情诊断介绍，特别是说明如果要手术，是否住院以及住院时间等基本信息，而不能仅仅一句“医院做手术吗？”就让我做出决定。

“我们再商量一下。”说完这句话，我和若凡一致决定去医院看一下。

北京的秋天是最美的。

向着太阳的方向前进。暖阳洒在自西向东行驶的出租车里，我的疼痛感得到了明显改善。只不过我们又一次感受到首都堵车的无奈。无论是办事、会友，医院，无一例外，都要在犹如停车场的汽车长龙中或停或行地整体蠕动着。

医院门诊大楼单位面积上的人员密度要远远超过平日里北京火车站的人员密度。

两年九个月之前，女儿出生在这里。在那时，我们已经领略到了“就医很难”。若凡是一个很独立的女人，多数产检都是自己去的。在我有数的几次陪同中，在从院门到门诊楼不过几十米的距离间，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各色人士凑到你身边，一句“专家号要吗？”之后，观察你的举动。如果这时你稍有犹豫，显然就成为了这些人士的目标对象，再要摆脱他们，需要一定的时间。

似乎，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每次陪若凡产检都令我深深感到，在这里停车并不比在这里看病容易。

当天门诊号已经全部挂完，只好到急诊室就医。在繁忙的急诊室，护士问了一些情况之后，我们等了很久，直到中午12点，终于见到了医生。

“我应该是得了阑尾炎。”我又自作主张地表明了自己的判断。疼痛、堵车、门诊号已满、急诊室等待，加上又没吃早饭，心情糟透了，一点儿都不想在这里多留一分钟。

医生详细询问了我的症状。

“上腹不适五天，右下疼痛一天。”

“无发热、恶心、呕吐、腹泻。”

做了同样的“压痛感”和“反跳痛”检查，不同的是做了血常规检查和腹部B超检查。

腹部B超检查结果显示：肝脾不大，肠鸣音活跃。

“在这里做手术，我联系一下床位。”二十多岁的男医生很瘦，但并不干练。我的确觉得在这样忙碌到胜过“寸时寸金”的氛围下，不干练的作风有些不相适宜。

“有床位吗？”我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而是这样的反问着。因为我的潜医院中床位意味着什么。

“从时间上判断，你的阑尾炎已经转为慢性了，并且从B超上看，有脓肿，已经错过了最佳手术时间。”男医生打了一个电话之后改变了他给出的治疗方案。

“先输液吧，保守治疗，如果再次发作，赶快手术。”这是男医生给出的最后结论。

改变一个决定一定要给出改变前一个决定的充足原因，这样能够让别人更容易接受，甚至不会误解。大到一个国家政策，小到一个公司规定甚至一次家庭聚会。

“慢性阑尾炎为什么就不能做手术呢？”我很疑虑。

“手术的风险会大。”男医生如是说。

虽然凭判断，我坚定地认为男医生因为没能找到床位而改变了治疗方案，但现在的结论正符合我当时的预期。保守治疗，不影响我正满怀激情为之努力的工作，以及幼小的女儿带来的充满欢乐而又忙碌的家庭。

一年前，为梦想启航，我辞去了非常热爱的曾培养我并给予了我发展舞台的报社工作，正饱含激情地为梦想而努力拼搏着。我不想耽搁一点儿时间，哪怕是半天一天。

上幼儿园托班的女儿这几天正在感冒发烧，一家人都正在忙碌着。作为爸爸的我，很难接受在这个时候自己也成为被照顾的对象。

我们没有立刻去做某些事情，或者将之一拖再拖，往往不一定就意味着这些事情不重要，只是在那个阶段，我们自己有着并不希望被打断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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