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思维，抗生素与超级细菌的对抗战
大白妈妈说：朋友从墨尔本回来（也就是下文的作者），因为肺炎回国治疗和休息一阵，她躺在床上挂点滴的时候和我絮絮叨叨了好长一阵，我说不然出一篇文章说说这些絮叨吧，没有对与错之分，当大多数人都愿意为健康做理性思考时，医疗会朝向更利于人类的方向迈进。
本期主笔：张鸣真人体运动科学学士，新闻学、心理学硕士一个多月以前，我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一次海滩上冷风习习的散步之后，我突然咳嗽不止、高烧不退。去看了几次医生，得到的就是几片芬必得和一小瓶可供物理降温的酒精。在被高烧折磨得意识朦胧的日子里挨过了10天，我终于扛不住了，医院。很快检查结果出来，是肺炎。于是，我顺理成章地化验、输液，两周多以后，咳嗽消失了，CT显示肺部的消失了大半，高烧也无影无踪了。澳洲的经历让我反思中国式思维中国式思维过度神化了理性的医学？前两天，我将这个经历讲给一个美国人听。我还讲起了前一阵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李冰冰在澳洲扁桃腺发炎得不到及时治疗的事，我又说起了自己跟高烧搏斗多日、最终败下阵来的故事。我的结论是：其实，西方医生高估了作为中国人的我们的免疫力。我们习惯了加班、吸雾霾、吃有问题的食品，我们没有能力像结实的白人一样靠自身免疫力打败超级细菌，我们当然需要抗生素的帮助。是的，全世界每年有一半抗生素都是中国人消耗的，可是少了抗生素，我们根本没有力气去抗争细菌的侵袭。因为，如果每个生病的中国人都谨遵医嘱天天休息，那可能很快连报销医保的单位都没了。李冰冰生病事件，让国人重新审视抗生素的意义那个美国人是个心理学讲师，他听了好一会，才说：其实，环境问题很可能是中国人免疫力低下的原因。但是，说起滥用抗生素，你们典型化的中式思维，才可能是根本症结所在。
对于医学，我们中国人有一种近似于固执的迷信。从每一个工作日的凌晨开始，医院的门口就排满了黑压压的人群。这些人有的带着被子，有的带着从千里迢迢的外地赶来的亲戚，他们不约而同的，就是为了见一眼传说中的“北京大医生”。
自近代开始，科学主义神话开始在中华文明的土壤上生长可是，医院的名医们却在不停地抱怨。他们感到奇怪：明明是上呼吸道感染、慢性阑尾炎之类的小病，不过是一个地方诊所就能处理好的小问题，为什么值得那些身居N线城市的人们千里迢迢地跑来北京？医学本身就是一种高度理性的东西，可中国却是一方极为感性的土壤。一方面，人们看到了医学的力量，另一方面，中国人更愿意去迷信医学是全能的。再轻微的小疾，也不妨杀鸡用牛刀，动用最顶尖的医学资源去过度治疗。
而最典型的中式思维就是将科学过度地神化。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医患纠纷？因为患者过度地依赖医生的力量，患者将医生当做无所不能的神灵。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当现代科学不得已在疾患面前低下头来的时候，患者的家属才会产生极度的愤怒，才会想把那些高高在上的医生，一把拉下他们心里虚构出的神坛。
抗生素滥用心病多于疾病在对待抗生素的态度上，我们亦是如此。中国人一向是过分讲究实用主义的民族。19世纪末，基督文化很难进入中国，但基督医学却很容易就进来——因为多一种信仰并不会让人们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而西方医学中广泛运用的手术和抗生素，就有效果明显、见效极快的优势。求用大于求真，一直是我们的实用主义态度，这样的心理惯性，一直沿用到现在。
在今天，如果一个病人去找医生，医生告诉他“这种治疗三个月以后才会产生效果”，病人恐怕再也不愿意来找这个医生了。于是，一些本来应该让它慢慢好起来的病，医生也会想方设法去找那些见效快的药物。其实，在西方医学看来，对于有些病来说，是只有诊断没有治疗，而任其自愈的。但在中国，如果一个医生问诊后不给开药，病人反而接受不了。而抗生素恰好具有这样的优点：立竿见影，疗效明显。
有研究显示，人类寿命的增加，约有10岁得益于抗生素的应用，可是今天抗生素的开发已近枯竭。在中国这样的大环境里，我们始终无法停止住使用抗生素的步伐。我们只是一味地希望，现今的医学科技能够超越被禁锢了的东方式思维，遥遥无期的新型抗生素能够战胜人体内的超级细菌。只有这样，我们人类才不会有朝一日，败倒在肆意作孽的细菌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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